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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杨开慧:家国情怀之源
发布时间:2019-03-31 07:58 阅览次数: 来源:未知

  杨开慧,是的妻子,也是最早加入中国党的女性之一。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派关进监狱,一起坐牢还有她8岁的儿子毛岸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拒绝了敌人提出的“宣布与脱离夫妻关系”的自由条件,毅然割舍下老母和三个幼儿,于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身上表现出的坚定精神和强烈家国情怀,受到的深情礼赞。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称杨开慧为“骄杨”,并说:“女子而丧其元,焉得不骄?”他还对杨开慧的堂妹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

  那么,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出的弱女子如何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何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毅然抛下孩子和家庭,为理想和信仰从容赴死?从杨开慧留下的手稿和有关回忆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成长为具有女权觉醒与气质新女性的人生轨迹,看到湖湘传统文化、家庭生活环境、读书求学经历、与爱情对她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往往在无形中打上深深烙印。杨开慧出生和成长的板仓,也是造就她深层性格和价值取向的起点。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直到1913年随父亲到长沙,她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板仓渡过的。板仓在长沙以北40多公里,与平江、湘阴两县交界,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山冲,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环绕的地方。

  板仓向北60公里的汩罗江,就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的地方。屈原坚持自己的治国主张,遭到楚国贵族集团的排斥和打击,被放逐沅湘,愤而作《离骚》,为国运长悲太息,且“哀民生之多艰”。这种忧国忧民的拳拳之情成为湖湘人文精神的基调。

  从板仓向北100多公里的洞庭湖畔,耸立着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北宋时期范仲淹为这里留下了广为传颂的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千古绝唱。

  从板仓向南40多公里的省会长沙,更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里有汉代具有民本思想家贾谊的故居,有演绎湖湘文化的重要场所岳麓书院,更有掩埋资产阶级家黄兴、蔡锷等的墓庐。

  湖湘文化,成为哺充杨开慧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屈原遭谗被贬谪流放殉国投江的故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花木兰替父从军的美丽传说,谭嗣同求强变法、慷慨赴难的英雄壮举,都在幼小的杨开慧心灵中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湖湘文化有“勇敢尚武”的传统。杨开慧少年时十分爱读《木兰辞》,她认为平时能在家纺织,战时能从军杀敌的木兰,是中国女子文武兼备的一个理想的英雄形象,显示出劳动妇女能同男子一样成为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的有用之材。她甚至产生从军当女兵的想法:“古代的女子尚且能从军保家卫国,我们当今的女子反倒不能当兵抵御外强的侵略吗?”

  湖湘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经世致用”,务实而理性地追求和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杨开慧少年时就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意识。她读书十分用功,1912年,11岁的杨开慧颈部生痒子,头昏,不得不请假回家治疗,她非常担心自己的学习,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校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她认为读书能增长智慧、完善自我以贡献于国家。当别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的回答是:“要做就需做对人有益的事”。

  “自强不息”也是湖湘文化赋予生于斯长于斯人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杨开慧后来能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走上的道路,与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在《随感录》中她写道:“吾人有一最不可缺者之质,即冒险性、好奇心。吾人不可有馁气,不可有依倚心。吾人要自立自强,而自创世界、自创生活。”“吾人须知吾人之痛之苦,非吾人自谋救济,将坐以待谁乎?须知吾人欲充满自己之生活,非自谋而待谁乎?”

  对杨开慧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她的父亲杨昌济。杨家世居板仓,书香门第。杨昌济早年应试举人不第,在乡里当私塾先生。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又回到乡间教书。深感政府的和人民的困苦,于1903年去日本留学。在国外,他专心研究教育与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他喜欢读王船山、谭嗣同的诗文,对中国的旧文化有深刻的批判,之后,考察了欧洲旧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因此自成了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国外治学期间,他因怀念祖国,特取名“怀中”。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达9年之久。

  杨昌济从国外写信回国,或回国度假,总要介绍外国的各种新思想,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教育和勉励儿女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革社会、国家的抱负,以及刻苦实践的精神。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随家迁居长沙,此后一直到1920年杨昌济病逝,杨开慧都在父亲身边生活,在为学和做人方面得到很多直接指导。

  杨昌济对“杀人成仁”曾作过这样的阐释:“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种高尚的人生境界让杨开慧感佩不已,成为她追求的目标。

  除言传外,杨昌济对女儿更多的是身教。1921年,杨开慧在《先父事略》一文中讲述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讲到杨昌济对家人的不离不弃,真心关爱,“敬爱吾母,敬礼吾伯母。欲出外游览,必率全家同行,不忍独乐也”。还特别提到杨昌济回国后,友人都劝他留在生活条件更好的北京,因“湖南乃极苦之地也”,但他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吾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杨昌济由爱小家到爱国家的大爱精神,给女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开慧幼时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向振熙出自诗书世家,为人忠厚善良,勤劳俭朴。杨家的生活并不富裕,杨开慧从懂事的时候起,便帮助妈妈做些家务劳动,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杨开慧5岁那年,湖南各地,洪水泛滥。受灾者四乡沿门乞讨。板仓附近来了不少灾民。向振熙把自家不多的粮食匀给逃荒要饭的人。板仓的院子里曾住着一位孤寡老人,患哮喘病,生活非常艰难。向振熙很同情他,常叫杨开慧给他送柴、送米、送菜、送衣。

  生长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生活清贫的家庭,开慧幼小的心灵里充盈着善良的情感。她从心底里同情弱者:“每当[晚]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她同情劳动人民:“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杨开慧这样从小养成的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情感,是后来她走上道路、从事工农运动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传统儒家重视读书,认为读书可以养志,“礼乐家声远,诗书世泽长”。但这仅是男子的权力,女子总是与读书无缘。杨开慧在父母的支持下冲破禁锢,不断学习,接受新思想启蒙,以书香养成浩然正气和拳拳爱国之心。

  杨开慧7岁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读书。当时,山冲里从来不让女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独开了一个班。杨开慧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很好。

  后来,父亲来信要向振熙也进学校读书,她便和40多岁的妈妈一道转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学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随家迁居长沙,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青年时代的经常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到“杨寓”求教。

  当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袁世凯篡权,南北各系军阀引狼入室,各自投靠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老板,抢占湖南地盘,拉锯于湖南境内。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度“督湘”,企图盘踞湖南使之成为两广的基础。南方的黔军、桂军、湘军等,亦相继打开湖南,把它作为北进阵地。兵祸连年,烧杀抢掠,民不聊生。“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有志青年向何处去?”这些都自然成了等经常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杨开慧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她在一旁倾听,深受启发,后来也参加了一些讨论。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她开始懂得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

  当杨昌济于1918年夏应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后,杨开慧又随家到了北京。因父亲到北京后长期患病,她为陪侍父亲没有进学校读书,但仍在家坚持自学。五四时期的北大,正是思想和各种新的会聚之所。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发达。宣传各种的刊物也很多,杨开慧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思想得到丰富,眼界得到开阔,学识得到提高。当时前来探望杨昌济的一位朋友,曾称赞杨开慧说:“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

  1920年杨昌济病逝后,杨开慧和全家一起扶柩回到长沙。不久,在父亲的朋友李肖聃的帮助下,进入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

  通过读书思考,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杨开慧具有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和斗争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反对旧礼教,要求男女平等上。“男女同校”在当时也是一个禁忌。1920年9月,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同年10月,周南女校的一个男老师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学校当局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杨开慧知道后非常气愤,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控诉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同时组织讲演队到街头巷尾,广泛宣传死者的悲惨遭遇,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展开斗争。

  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1922年,加入中国党。杨开慧的理想和信念是从读书、思考、实践中来的,当白色恐怖笼罩、面对生死抉择时,她把谋求学问、坚定信仰作为走出困境的指路明灯。1929年5月,她与失去联系,带着三个孩子在板仓,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她在《寄一弟》信中说:“这一次的离别,在又一方面讲,着实是我一个转机,我感觉我的生命太简陋了,知识的饥荒非常厉害,读书的要求非常热烈。”在《六岁到二十岁》中又说:“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我要一个信仰!”

  是杨昌济的得意门徒。十分尊敬和钦佩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经常去杨家求教讨论问题。富有见地的宏论、豪放的语言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打动了杨开慧的心。

  1918年秋,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在北京的日子,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在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以及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书刊,接触了许多青年,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实际。在心心相印的接触中,杨开慧与相爱了。杨开慧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

  强调有志青年,必须振奋起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用的手段,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军阀,列强!而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有志青年必须首先具备一种为人类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理想和气节。在笔记中记下这样的话:“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认为为了保全“大我”,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小我”,他充分肯定了古往今来英雄豪杰那种“爱天下万世之诚”,以至“杀身亡家而不悔”的献身精神。

  所主张的人生崇高境界也是杨开慧所赞同、追求的。杨开慧在后来的《致某公书》中有同样的思考:“吾人何以有爱世界之心?何以有互助博爱之心?甚有肯牺牲性命者,果何为乎?此无他,有良心未丧而已。”“失良心者,即失我也。”

  随着思想火花的碰撞,杨开慧在情趣、爱好上也越来越贴近。 不仅自己顽强地锻炼身体,磨砺意志,而且还撰文《体育之研究》唤起大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重视体育锻炼。这也给杨开慧以很大影响。她在《随感录》中写道:“今之社会一切之制度多恶也,摧陷人、压抑人,使不得充分发展。”“须知吾人之欲得完满之发展,决不可不重身体之发达。身体强,心力亦随之强。”杨开慧认真学习父亲和锻炼身体的办法,常年坚持冷水浴,行深呼吸,吃硬食。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杨开慧对的爱,后来发展到同呼吸、共命运,她说:“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杨开慧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前,还以“牺牲小我,成功大我”的誓言激励同狱难友。“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在杨开慧那里,对一个人的深爱与对理想信仰的执着追求是一致的,这个挚爱的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已成为她“大我”的一部分,她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这份家国情怀是对最深切的爱的表达,也是给予她的精神上的巨大力量。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坚强正义,也没有凭空而生的牺牲奉献,杨开慧之所以能从一个传统弱女子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骄杨”,与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求学读书经历的塑造分不开,更与建立在共同理想信仰上的爱情灌溉息息相关。杨开慧的家国情怀,也是当时一大批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性的家国情怀。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为今天的新时代女性确立人生理念和价值追求提供了经典榜样。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它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化,家国情怀都不会过时,正如习总所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今天,新时代女性应继承和发扬杨开慧等先烈的家国情怀,培养自己的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将传统家国理念与现代文明、时代精神融合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